当两家出版品牌决定同一天去□
3月7日，杨全强创立的出版品牌行思发布了一封告别信，表示自2021年12月起行思的全资投资方山东布克图书资金链出现问题，在公司连续三个月拖欠薪资的情况下，行思编辑部决定全员与其切割，就地组建成立独立出版品牌“新行思”。
然而，这封慷慨悲壮的公告在出版圈刷屏后不久，就被投资方连夜删除。第二天，行思的一位编辑决定在豆瓣不吐不快，讲述连日以来整个团队的遭遇：图书项目全部被临时叫停，已下印书籍也因为不给印厂付款被扣留；跨年夜发强制半薪通知并宣布缓发工资，欠薪过年；团队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，公司给“主编及其团队”就所谓“工作失误”问题发律师函，打工人成被告……
通过天眼查我们发现，大雅行思文化传播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由山东布克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付明全资持股，3月1日已经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减少到30万，意味着公司正遭遇严重的财务问题。包括主编杨全强在内的编辑部团队没有一点股份，成为公司危机之时随手舍弃的棋子，就连最基本的合法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。
据《但是还有书籍》制作团队透露：“片子播出之时就听说行思又在风雨飘摇当中了。在资金链断了的情况下，行思的每个人都坚持每天打卡，不愿意离开。”然而，做书人有情资本无情，出版人勇敢资本却选择退却。
2月初在接受《出版商务周报》采访时，杨全强曾透露行思代表作《三只忧伤的老虎》销量已达数万册，品牌成立的第一年图书重印率接近50%。不过，在2021年出版计划中，行思曾经野心勃勃地预告了57本书，最终顺利出版的不过四分之一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以引进图书出版为主，面临太多不确定因素。
遭遇“断炊”并非因为行思团队未能达到资本预期，而是因为公司的资金链断裂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山东布克图书正在整体出售名下的12家公司，新的融资方正在接洽，公司派人来北京挽留，希望等待新资金入场再继续，却早已失去了编辑团队的信任。
22年三次辗转，出版社与资本都靠不住
“有些东西不单纯是靠经济数字决定的，有的书你就是需要去养，你得有十年、二十年的眼量。”在《但是还有书籍》中杨全强提到了索尔坎普、讲谈社、伽利玛等老牌出版机构，向往之情溢于言表。
然而，在短短22年出版生涯中杨全强已经三次辗转——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到南京大学出版社，再到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品牌“上河卓远”，因为种种原因2019年下半年“上河卓远”已陷入停摆状态，2020年他只好出走，创立新品牌“行思”。从2021年初行思的出版计划中，可以看出杨全强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，却没想到翻云覆雨的资本比出版社更靠不住。
为了做书四处投靠、屡屡受挫的不仅是杨全强的出版理想，还有一次次交接过程中编辑、作者、译者的切身利益。去年10月，我们曾经关注过杨全强微博催讨翻译费事件。其中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的《猫眼》出版于2020年10月，译者杨昊成已于2018年10月因病去世，翻译稿费却迟迟未见支付。这本书由杨全强策划，出版时已与河南大学出版社“分道扬镳”，翻译费拖欠，很可能是因为双方交接时出现问题。
这一次，行思文化正在进行的图书项目被临时叫停，设计费、翻译费、印制费等也都没了着落，其中就包括“天才译者”金晓宇翻译的《本雅明书信集》。
正如河南大学出版社不会爱惜“上河卓远”这块招牌一样，布克图书也不会在乎拖欠款项对行思所造成的伤害。而将品牌视为己出的编辑团队，却沦为被扫地出门的打工人，除了公开发声之外几乎无能为力。
二线城市并不是出版的理想国
就在行思发布公告的同一天，另一家出版品牌鹿书发文告别（这里），团队三人从武汉大学出版社离职，不再负责公众号“鹿书deerbook”的更新，邀请粉丝加入新品牌“惊奇文化”的微信群，或者直接与主理人周昀微信联系。虽然我们无法获知更多内情，但这一幕剧情似曾相识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上河卓远在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结局。
2020年周昀曾在做書发过一篇自述，提到离开北京跟武汉大学出版社商谈鹿书工作室时，社领导很开明，表示“头两年都不用考核，第三年盈利就可以了。”到第三年时，鹿书虽然只出了六种新书，远未实现当初一千万的码洋目标，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盈利。
这让周昀感叹在二三线城市做出版的好处——在北京时每年一千万码洋仍然亏损，回到武汉一年出六本书，每种印数三五千反倒盈利了。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房租、人力、仓储、运营、书号等成本的差别。
“三千册就能保本”——武汉这座二线城市让周昀找到了在北京所没有的出版空间，以至于三年之中他一次也没想过要回去。然而，这次鹿书工作室的集体出走，再次提醒我们二线城市并非是出版理想国。低成本优势很容易就会被体制痼疾、意识短板所抵消。
鹿书之所以能顺利运营至今，可能只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开明领导，而人事变动就会让这样的脆弱环境荡然无存。
去年，鹿书出版了7本图书，只有李沧东的《鹿川有许多粪》反响热烈，登上豆瓣2021年度外国文学（小说类）第一名，其他几本图书则无声无息。武汉大学出版社营销及渠道能力的缺失可能是重要原因。如果它不仅不能为出版品牌赋能反而处处掣肘，那么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。
出版品牌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？
近几年来，业内掀起了新一轮出版品牌化浪潮。粗略盘点一下新锐出版品牌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：新民说、鼓楼新悦、万有引力等都脱胎于相对头部的出版机构，不仅自身拥有产品决定权，还能得到营销、渠道等多方面的支持。
另一类则是如乐府、明室、行思等“野生”出版品牌，不依附于出版机构而是自己寻找资本与合作方，谋求体制外生存。
据涂志刚介绍，一开始乐府文化是一个8个朋友联合创办、完全平权的“乌托邦”，但在操作层面困难重重，前两年每年都只出了一本书，成为业界“出书最慢的出版公司”，只好把原始股东的钱一一退回，重新引入资本。
天眼查显示，涂志刚目前持有北京乐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7.5%的股份，畅智（天津）图书有限公司同样持股47.5%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家公司也持有出版品牌明室（上海光之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）65%的股份，另外35%由主理人陈希颖持有。这样的公司架构意味着品牌主理人拥有足够的话语权，不会像打工人一样任人摆布。
虽然公司注册资本有200万，但是为了保持“细水长流”，在成立后半年多时间里，明室都只有两个人来维持出版运作，负责选题策划、版权、编辑、设计、印务、营销等各项事务。这意味着团队对于出版业的“慢熟”特性及资本风险有着清醒认识。
涂志刚在接受《出版人杂志》采访时也表示并不需要去融更多的钱，“（资本）来了之后真的能不干涉你吗？如果给了我500万或者1000万，还没有等到头部（图书），怎么办？”
借用巴菲特“滚雪球”的著名譬喻，做出版也需要找到一条又湿又长的雪道。问题在于，随着出版业的生存境遇持续恶化，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，无论是出版机构还是外部资本，可能都不会给新出版品牌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。
我们祝福行思和鹿书的团队都能实现涅槃重生，也希望他们正在进行和计划中的图书后续能顺利出版。同时，我们也呼吁投资方能够遵守劳动合同，依法支付行思员工的欠薪，结清已完成项目的各种款项，体面退场。